首先声明,这两天忙,尚未看完。
主要是看了RLK这篇《争》,就跑去看了一下这本书,感觉还不错。
我倒不觉得这只是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相“争”这么简单。
不管从什么角度上说,王、光二人在各自的学术上,人品上,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二人在对变法此事上持的态度大相径庭。加上二人几乎完全相同的固执和极端。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
两人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
只是结果~~~~~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关于这个方面,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大体上就是:上层官僚以一种粗线条的方式管理着下层大量的百姓,中间仅靠道德和文化进行维系,除了少量刑法以外,没有民法作为强制管理力量。在经济上没有至少一点点的金融环境。
这些都注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是一座建立在沙地上的高楼,他的新法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以青苗法为例,基本上就是让官府行现在银行的事,对农民进行放贷,以促进生产。但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做法就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在那个没有民法的时代,王安石任地方官时是以他个人的信用以及人品保障了在当地的正常实行,如果简单扩大到全国,就行不通了。因为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完全依靠信用运作的商业银行,如果这个信用是建立在官员的个人信用上,而不是通过法律及一系列的相关制度进行约束,则完全是靠不住的。而以中国的人治传统,王安石只能靠这个,这就已经埋下失败的种子。
第二,对于灾年的准备,现代社会可以通过保险及坏账准备等手段进行消化,通常不会造成崩溃性的后果。但是在那个时代则不行,一旦遇到灾年,则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只能牺牲百姓。这又注定了他的新法是无比脆弱的。
……
话说回来,司马光就不会像王安石这么天真了。虽然他在金融经济方面远远不如王安石,但是他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却远远比王安石强。
司马光的眼光穿越了中国千年的历史,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才能在王安石提出变法时,预见到了他失败的结局。虽然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与桑弘羊无大差异,但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只是以当时沉浸于理想中的王安石是看不到他们的作法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是司马光看到了。
王安石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在与人相处方面。这从他与韩琦,特别是与司马光的关系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王安石是以为国为民的目标而变法的,但追随他的人中,却有很多是怀着桑弘羊式的目的的。
只是司马光也有他的局限性,可能历史研究得太多,他缺乏前瞻性的眼光,所以没能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先进之处。
不过宋朝最终得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并不是这二人不争就能解决的。这里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在其中。
以宋朝当时的经济规模,如果有民法适当的金融基础加以约束和管理,王安石变法不但不会受到什么反对,恐怕还会大获成功。当然也可能这新法不算什么了,因为这些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那时发展起来。
因为还有其它的基础并不具备。比如政治上,自李悝在春秋时首创了郡县制的管理机制沿用了千年而没有什么问题,使得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律的作用(人治大于法治);在经济上,纸币未能成功运用,虽然据说早在唐代就有了纸币的雏形“交子”,但是实际上流通的货币仍然是以金属货币为主。
凡此种种,都注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合作就能改变得了的。
这次失败导致了中国从此走上了收敛之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是历史的主调。到明清的闭关锁国时,达到顶点。
而且中原地区的地理因素,又造就了这里农业文明的过度发达,反而抑制了工业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中包含了对商业的敌视的态度又使得商业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金融业缺乏诞生的基础。
加之四周天然的屏障,使得中原文化缺少与外来先进文化的碰撞。虽然后来有元清两代外族入主中原,但实际仍行宋及以前的旧制,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也是我前几天在ARI的《由中西方不同戰術想到》那里评论RLK的说法时说到的:当时的问题不是好皇帝可以解决的,就算清朝全是好皇帝也没有用。
只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才能说中国受到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碰撞。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碰撞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因为我们闭关锁国得太久了。
关于外来先进文化的说法,参考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收于《集外集拾遗》)。
总的来说,虽然我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但仍然感到很遗憾。s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