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两天忙，尚未看完。
主要是看了RLK这篇《争》，就跑去看了一下这本书，感觉还不错。
我倒不觉得这只是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相“争”这么简单。
不管从什么角度上说，王、光二人在各自的学术上，人品上，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二人在对变法此事上持的态度大相径庭。加上二人几乎完全相同的固执和极端。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
两人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
只是结果~~~~~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关于这个方面，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大体上就是：上层官僚以一种粗线条的方式管理着下层大量的百姓，中间仅靠道德和文化进行维系，除了少量刑法以外，没有民法作为强制管理力量。在经济上没有至少一点点的金融环境。
这些都注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是一座建立在沙地上的高楼，他的新法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以青苗法为例，基本上就是让官府行现在银行的事，对农民进行放贷，以促进生产。但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做法就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在那个没有民法的时代，王安石任地方官时是以他个人的信用以及人品保障了在当地的正常实行，如果简单扩大到全国，就行不通了。因为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完全依靠信用运作的商业银行，如果这个信用是建立在官员的个人信用上，而不是通过法律及一系列的相关制度进行约束，则完全是靠不住的。而以中国的人治传统，王安石只能靠这个，这就已经埋下失败的种子。
第二，对于灾年的准备，现代社会可以通过保险及坏账准备等手段进行消化，通常不会造成崩溃性的后果。但是在那个时代则不行，一旦遇到灾年，则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只能牺牲百姓。这又注定了他的新法是无比脆弱的。
……
话说回来，司马光就不会像王安石这么天真了。虽然他在金融经济方面远远不如王安石，但是他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却远远比王安石强。
司马光的眼光穿越了中国千年的历史，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才能在王安石提出变法时，预见到了他失败的结局。虽然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与桑弘羊无大差异，但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只是以当时沉浸于理想中的王安石是看不到他们的作法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是司马光看到了。
王安石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在与人相处方面。这从他与韩琦，特别是与司马光的关系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王安石是以为国为民的目标而变法的，但追随他的人中，却有很多是怀着桑弘羊式的目的的。
只是司马光也有他的局限性，可能历史研究得太多，他缺乏前瞻性的眼光，所以没能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先进之处。
不过宋朝最终得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并不是这二人不争就能解决的。这里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在其中。
以宋朝当时的经济规模，如果有民法适当的金融基础加以约束和管理，王安石变法不但不会受到什么反对，恐怕还会大获成功。当然也可能这新法不算什么了，因为这些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那时发展起来。
因为还有其它的基础并不具备。比如政治上，自李悝在春秋时首创了郡县制的管理机制沿用了千年而没有什么问题，使得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律的作用（人治大于法治）；在经济上，纸币未能成功运用，虽然据说早在唐代就有了纸币的雏形“交子”，但是实际上流通的货币仍然是以金属货币为主。
凡此种种，都注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合作就能改变得了的。
这次失败导致了中国从此走上了收敛之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是历史的主调。到明清的闭关锁国时，达到顶点。
而且中原地区的地理因素，又造就了这里农业文明的过度发达，反而抑制了工业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中包含了对商业的敌视的态度又使得商业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金融业缺乏诞生的基础。
加之四周天然的屏障，使得中原文化缺少与外来先进文化的碰撞。虽然后来有元清两代外族入主中原，但实际仍行宋及以前的旧制，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也是我前几天在ARI的《由中西方不同戰術想到》那里评论RLK的说法时说到的：当时的问题不是好皇帝可以解决的，就算清朝全是好皇帝也没有用。
只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才能说中国受到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碰撞。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碰撞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因为我们闭关锁国得太久了。
关于外来先进文化的说法，参考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收于《集外集拾遗》）。
总的来说，虽然我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但仍然感到很遗憾。sigh
汗。好长好长啊。。。。。。。。。。幸亏有沙发。慢慢看ing。
大叔的沙发是彩旗坐的^^BTW:Uncle M似乎今天受什么刺激僚，疯特啦，写界么多～
米有米有，只是服务器搞定，心情好。最主要的是RLK提到这个方面正是我最近在研究的。^O^
我记得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把王安石变法臭骂了一顿。一直都有点糊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sigh……
阿拉只是随便想想而已。以史为鉴。自己的感慨。这本书从当当买了。还不错。插图很好看。
btw：我举清朝至少还有好皇帝，只是反驳ari说清朝很不咋地这么一个概念。
就鸦片战争以及闭关锁国这个，我还是比较支持柏杨先生的概念，明朝祸害最大。
ari是这么说的：在網上, 看到一個論點, 中國的衰退, 從一個世界強國, 淪為一個受人欺凌的弱國, 是清朝200年統治造成的, 我深以為是!他深以为是，所以我就这么说的：你就知道明朝是多么一个龌龊可笑的社会。如果没有清朝。那中国早早就完蛋了，清朝至少有五个好皇帝做的事情为的是国家。明朝一个都没有。难道我说错了吗？？？？？？-_-||||
大叔果然猛啊，说得很有道理。我们看得清楚，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后面。我也想看这本书了。
思考ING。。。
to:monami骂王安石是因为他的变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害了百姓。TO：RLK我没说ARI是对的，也没说清朝没有好皇帝，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指望“皇帝好，中国就有救”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这正是两千年人治历史的核心思想。TO:abby如果买不到书，可以去RLK那篇BLOG上看，他那有电子版的链接。
BTW:明朝龌龊可笑是因为有宋朝的前车之鉴。TO：smjj爱思考的是好孩子。^O^
我不这么认为，决策层，总有一个人就管事，但这个人主导。比如赵匡胤和赵光义，同样一个将领，同样的制度，边疆辽国打仗。在赵匡胤手下，百战百胜，到赵光义手下，屡屡败退。是能人，得看在哪个人手底下做事。其实不管中国外国，有能人，还得有用能人的人，才是主要。知道此人到底合适在哪几个地方，用到恰当的地方。如果没有好帝王，何来好国家？古今中外其实都一个样！为什么老哈里森能为英国继续研究经度的精确测量法，当时经度委员会鄙视他和他的儿子威廉，但是英国国王知道后亲自参与，最后英国议会出来说话，经度被准确的测量了，格林威治天文台不朽了，西班牙海上无敌舰队被打垮了……统治者的精明才能看出国家的真正走向。我想，而今的萨达姆，阿拉法特，克林顿，两个布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等这些人的是否精干，看出国家的态势。如果没有精明的领导人，何来国家的兴旺？为什么有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国家就差点完蛋？皇帝好，中国就有救，这仅仅是个前提而已，并不什么决定性因素，前提的意思就是：没有好皇帝，就是有能人又如何？没有好皇帝，剩下的所有的因素再完美，都是徒劳的无功的……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但是国家元首在国家治理方面与皇帝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依旧是说了算的人。我想，皇帝好，中国就有救，被猛禽坚决否定。我看，不可取。
>国家元首在国家治理方面与皇帝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有本质的不同！当然对于一个极权国家来说（比如朝鲜），那的确是没有什么不同。比如经济上：国家元首不应该作直接的干涉，而应该通过利率、汇率等因素进行宏观调控，在微观上主要依赖于“看不见的手”在其中作用。政府对经济干涉的极端情况就是计划经济，这个苦头咱们是吃过的。在政治上，依靠完善的法律对人（包括元首）进行约束，如果元首“不好”，可以弹劾他小样的下台，这个机制保证了“好”领导坐得久，而“坏”领导下台快（这样就不会出现像赵佶这样为害多年的事）。在决策上，表面上看是元首在下指令，但同样要看到他的身后在一大群专业智囊在为他提供帮助，并且在战争等重要决策问题上还要受到议会的约束。一句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在制度上对权力进行约束才有可能。否则人民想要一个“好皇帝”，只能是听天由命。
看到第四段时就分特啦~~~~~~~-_-
昨天忙，没时间看，今天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看完，也决定有时间找来这本书看看了，谢谢大叔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