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无声

今天冬至。在一年中，北半球最漫长的一夜。

按照江南的习俗，今天是要吃汤圆的，你们吃了么？

按我们老家的习俗，今天还要吃一种叫“鬼糕”（方言音译）的食品。

做法：

以糯米及一种野草（也可能是野菜）为原料，粉碎后制成绿色的（有点像青团，不过没那么绿）类似饺子皮的。然后以冬笋、香菇、肉等为馅。包成大饺子形或三角形。上笼蒸熟即可。

一个字：好吃。^O^

BTW：热烈拥护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反分裂国家法》。^O^

BTW2：这就是所谓的太子党，无语了。

今天是澳门回归五周年的日子。

早上一则新闻说某重庆市图书馆捉了一个偷书的家伙，居然在身上藏了十三本书。PFPF。

这还不算，他供出这不是头一回了，结果就在他家里查出了约三千本来自各图书馆的书，都是他近三年八年来偷的，价值约四万元，图书馆派了两辆车去拉。汗。

天下还是有贼的。

周末本帮在新天地发疯，见一猥琐男，巨汗。

BTW：还困ing。

如题。

BTW：晚上的淮海路已经颇有圣诞新年的气氛了。

刚才从MSN机器人“！21世纪经济报道”里看到，原来13日Oracle已经完成了对PeopleSoft的收购，历时18个月，最终花费103亿$，比最初Oracle的出价高了近一倍。

真是消息8灵通啊。

CSDN的首页居然打8开了，sigh

BTW：关于本帮的新闻是—–帮主正式任命Cyndi为驸马。恭喜恭喜。^O^

  最近电视台反复在宣传着这位优秀党员干部，上周五一个关于他的报告团到上海来作报告，害我上班又碰上交通管制，还好没迟到。

  不可否认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是我却对这样的宣传方式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如我从前所说过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化做法，这种对道德高标的宣传在本质上其实是反道德的。再次引用我曾看过的别人曾就此撰文举的例子：

  鲁国有规定，凡在外国碰到本国人为奴的，可以将其赎回，国家将按原价补偿他。孔子的一个有钱的弟子有一回在外国买回一个鲁国人，没有向国家要钱。孔子指责了他。
  表面上看，他用自己的钱赎人，道德标准不可谓不高，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会导致反面的效果。因为这样的标准太高，不是人人都能达到，于是别的比较穷的人就宁可不去赎人了。所以孔子要指责他。

  同样，对那些普通官员来说，牛玉儒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达到的道德高标，为了装样子，他们只好做秀，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甚至沦为贪官污吏。

  这样的宣传还不如多宣传一下那些在李金华的审计风暴后被法办的贪官，表明中央对反腐败的决心。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在审计风暴后安然无恙的，还有那些在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后还未被追究责任的，这些反面的榜样不用宣传，都比天天宣传的牛玉儒要作用更大一些。

  而在法治下，法律制定了一个最低的标准，保证了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从而能够比道德更加有效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法治优于人治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牛玉儒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道德高标，源于他的父亲对他的教导。在中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即家庭才是个人品德教育的最主要力量。一方面这跟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学生在学校只是接受了知识的机械化填充，更多的非机械化的知识是来自于学校以外，最主要的是家庭和社会（主要是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和校园及其周边的小社会）。

  所以在中国要看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不是看他来自一个怎么样的学校，而应该看他来自一个怎么样的家庭。

刚看了大众汽车的一个广告：中国路，大众心。

其中对大众每一款车都用一个带“心”的汉字来说明。

从“忠”“态”……一直到“愛”。

想起前几天那个台湾技术帖里，在讨论到“中文”的问题时，有人对简体字表示了不满。

不可否认简体字对于书面交流的确提高了很多的效率，但是难免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这个“愛”字，简成“爱”后，连“心”都没有了。

没有“心”的“爱”还叫“愛”吗？

感觉最近大家心情都不怎么好啊。每天刷SharpReader出来的新POST越来越少。

前两天先是yili受伤unhappy，然后小z就没有sunshine了，昨天帮主说“没心情写什么”，然后是cyndi出现阴影~~~~~sigh

好像就偶比较BT，连续几天在BLOG上诡辩。

今天要好好干活了，明天今天老板就出差回来撩。

不过今天看上去帮主心情不错，大概是昨天有驸马陪她看《天下乌贼》的缘故吧。

8过偶还是要得意洋洋一下，一8小心又上撩CSDN的首页。

    年初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人件管理与中国古代史：程序员豫让》[8]，本来想写成一个系列的，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至今还只有这一篇。

    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刚看完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1]，所谓学以致用，于是便想到将此“大历史观”套用到软件业里来看看。既然是说“大”，所以我首先就把原来的“人件管理”扩大到整个“软件”业里来了。

    《中国大历史》一书的内容贯穿了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力图用一种“大历史观”的看法分析中国历史上种种典型情况的成因。而所谓“大历史观”的“大”，就是要放宽视野，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而在于纵观全面。

    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所以在这里只能借用一下黄先生的分析结论：

    在两千多年的皇帝极权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结构始终是由一帮官僚以粗线条的方式管理着千万下层农民。维系二者的除了少量的刑法（即使是仅有的刑法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有赖于执法的官员–如包公–其实这对于法律来说是一种讽刺）以外，就是靠道德和文化传统（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缺少像民法这样的用于约束社会日常事务的法律。

    这一被黄先生称为“间架性设计”[2]的结构源于春秋时期李悝在吴国所创的“郡县制”。后由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孔孟哲学奉为统治之本。最终完成了这个超越时代的统治结构。由于这一管理机制沿用了两千年而没有什么变化，使得这种极权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律的作用。

    虽然这一官僚政治结构曾经非常有助于当时皇权的巩固以及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到下面却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的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礼仪也可以代替行政等等[2]。

    由于这一切存在的历史实在太过于长久了，以致于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融合，时至今日还随处可见。王小波就曾说过：中国的文化已经被拿来与孔孟哲学等同而论，忘记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4]。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传统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回到软件上来。

    上面所说的“统治结构”，“文化传统”等等，在中国的软件公司里也是随处可见。在今年第六期的《程序员》上，有一个专题报告《论托普的“倒掉”》[3]很详细地解析了托普的方方面面，揭示了一些在中国软件业中存在的典型现象。这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正如报告所展示的那样：托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软件公司。宋如华相当于公司的皇帝，十二年前他靠五千元发家的历史，像亭长出身的刘邦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公司的结构也大致相当于上述的官僚统治结构，最上面是以宋为首的高层管理层（相当于古代的统治官僚阶层），最下面则是以“5000人”为代表的普通开发人员（相当于古代的农民阶层）。

    在中国有无数的软件公司都是采用与此类似的结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至于某些所谓的“大”软件公司，其结构是在内部有许多各自相对独立的类似分公司的机构组成，在这些分公司中的结构还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貌似国外的软件公司大体也是如此。

    然而形似毕竟不是神似。国内公司的结构采用的还是传统的以伦理道德作为维系上下层的纽带，而国外公司的结构则更多的是依赖于长期形成的一套制度化机制。这里的区别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

    关于这二者的区别，我曾经在BLOG上与人作过一些讨论，我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

    在人治的情况下：统治者以家规进行管理，虽然传统上皇帝的家规便是国家的国法，但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只是家规而已。家规的特点便是，它通常是由个人所建立，并且可以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受个人的影响很大，并且家规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便是这种伦理道德在古代被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家规对于处于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力。虽然中国古代也有过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个别的几个案例完全不足以说明，因为反面的例子远远多于它，就算是那几个仅有的案例，也多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关于软件公司中存在的政治斗争方面的问题，我将另外撰文讨论）。

    而在法治的情况下：所有人在同样的法律下受到同样的约束和保护，法律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愿。一方面法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它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原则只有一个：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一法律制度应该是“充满活力”（此处借用C·亚历山大对“活力”的定义[5]）的，能够在以上述原则为基准的情况下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完全不同于家规通常存在的那种朝令夕改，它是一种在上述原则限定下的逐步改进的过程。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认为法治要优于人治的。但是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人治具有比法治好得多的文化基础。特别是目前中国软件业界的环境，非常适合于产生人治结构的软件公司。

    这同样要从历史上说起。

    古代的中原地区，东有海，南有长江，西有荒漠，北有苦寒，中间的黄河流域造就了一个安全的农业环境。这一地理因素造就了优越的农耕条件，产生了过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这种由大量的小自耕农组成的农业文明最适于用一个高度极权的管理体系来管理，这是中国古代人治结构得以产生并发展巩固长达两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后来这一过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对工业的发展产生的抑制作用，并且高度极权的统治又限制了商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金融、法制无法产生，以致于这种小农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有大的突破，最终走向衰落。

    现在的中国软件业环境，与此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在《论托普的“倒掉”》一文中说到：托普基本上没做什么通用软件，都是靠项目维持软件业务的运作。而项目的来源，则主要是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市场的地位就会远远重于技术，而国内的软件厂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拼成本和业务。在这样一个不规范的环境中，往往几个人碰到某个关系，拉到一两个项目就可以造就一个软件公司，如同古代的小自耕农，有一小块地就可以自力更生一般。

    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不规范的市场环境，决定了软件公司无从做大做强，如同过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对工商业的抑制作用。所以软件公司只能转向其它的方向，如资本运作、房地产、保健品等，因为如文中所说：反正是靠关系，靠技术不如去“赚快钱”。所以才有当托普进入资本市场后，技术成为了资本运作的一个幌子，成为资本玩弄的工具。

    记得在第一次中央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时，柳传志是当选者之一，他在当年的电视访谈上谈到技术环境时说：中国现在的环境还不行。

    只是四五年过去了，这个环境好像
还是不行。在这样的环境下想模仿国外的软件公司搞“法治”，结果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前面所说的那些历史渊源，专心搞好人治恐怕是一个比法治更好的办法。而且事实上，国内大多数软件公司采用的也都是这样的人治之法。还是以托普为例，在《论托普的“倒掉”》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托普这样的评论：任人唯亲；上面老板拍脑袋，下面跟着转……这些都是典型的人治特征。

    既然要以人治的方法来管理软件公司，首先就要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心理准备，不能指望采用人治时，同时还想享有法治的好处。

    在《程序员豫让》一文[8]中，我已经说过的关于员工忠诚度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士为知已者死”。其实在人治下，公司就是老板的公司–如同古代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员工表现出“以公司为家”的精神是没有道理的事，因为这不是员工的公司–当然，如果换在法治的背景下就又不同了。

    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就是公司的“君主”，所以不要试图引入国外公司通常用的法治手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参考学习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6]（或国产的《厚黑学》），靠自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君主论》中明确地指出，一个君主如果丧失了他的国家，只能归罪于自己的无能，而不可能是其它什么别的原因。对于一个君主国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与我在《程序员豫让》一文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把公司失败的责任推给底层开发人员是没有道理的。

    而要保持一个君主拥有国家，必须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人民的拥护；提防贵族。

    对于一个软件公司来说，一支团结高效的团队（包括开发及市场等各个方面）就是公司最有力的军队。正如雇佣军和外国援军是靠不住的一样，作为公司老板，必须自己拥有一支这样的力量，而不能指望临时招聘人员能够达到目的。

    在《人件》[7]里提到过，某些老板忌讳这样的团队，害怕他们会形成私党，甚至为此故意造成内部斗争，制造团队自杀。其实这正是因为老板对控制团队没有信心。马氏对此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一个英明的君主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市民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对国家和他本人有所求。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保证臣民永远为他效忠。
    损害应该一次干完，而布惠则需一点点进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老板必须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这一点无可替代。

    作为《君主论》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绝大多数人治的公司也都是这么干的，但问题在于这种不择手段必须做得隐蔽。

    只有用了上面说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才能够保证得到“人民的拥护”。

    而提防贵族则是指需要提防某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可能形成私党的潜在力量，他们比老板更接近下层人员，可以屏蔽老板对下面的视听，或是造成下层人员的不满，以致于瓦解团队。另外，通常他们还控制着公司相当部分的资源，我就听说过有软件公司的高管利用公司资源接私活的事。

    正是因为一个有问题的高管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相当巨大，所以需要对他们加以提防。但并不是说所有的高管都有问题，如果不加区分地对他们加以约束，那当然也是不行的，这必然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

    对于有问题的高管，还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如果一个高管在碰到功劳时都往自己–或打着自己团队的幌子–身上揽，而碰到问题时却一味地往下面推，那这样的高管一般都是多少有点问题的。

    最后来谈谈在人治下那些不可避免存在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说过，人治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由上下分离的两大层所组成，中间依靠道德和文化传统来维系。

    由于上下两层分离，高层的管理人员无从对下层技术人员的工作有深入了解，但偏偏上层又经常在这种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下层的具体工作作过多的干预。这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高层领导人不应该对过于具体的细节横加干涉。

    而作为上下层维系的表现，就是上层管理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管理，缺乏制度的稳定性，通常表现为朝令夕改，或如托普那样曰“拍脑袋”，结果就是造成下面的人员无所适从。此外如果还有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虚无的“企业文化”。余世维[9]说过，企业文化需要有时间的积累，并且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个人文化的表现。对于大多数没有什么厚重历史的软件公司，这样的“企业文化”弊大于利（所以我说它虚无）。

    对于这样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定“家规”–公司规章制度。公司规章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国家的法律，包括宪法，刑法等，但通常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民法的部分。虽然民法部分对于人治的公司来说，不像在法治的公司里那么重要，但是适当地加入一些民法的部分，对于稳定团队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并且，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君主仍然具有随时背信弃义的权力和自由。但是我认为这还是需要保持适当的稳定性–也可以理解为将背信弃义做得隐蔽一些。

    具体的做法可以参考从前我一个做人事工作的朋友的经验，当时他在为公司制定规章制度时，就建议老板在其中加入一条：公司可以随时对规章制度进行修改，但所有修改都会发公告，并且修改后的规章都是在公告后执行。这样就保证了老板可以在觉得对原规章不满意的时候有修改的自由，同时又保障了员工不会因为老板一时的主意改变而遭遇莫明其妙的处罚。

    以上均为个人读书后的一点体会，结合个人的一点点工作经历，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讨论。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3]熊建国《论托普的“倒掉”》（《程序员》2004年第6期）
[4]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5]C.Alexander《建筑的永恒之道》
[6]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7]T.DeMarco&T.Lister《人件》
[8]猛禽《人件管理与中国古代史：程序员豫让》
[9]余世维《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讲座》

上午看了令狐推荐的一篇《艺术的背后还有纪律——采访印度NIIT CEO有感》，说实话，个人对孟岩在文中所持的观点不是很赞同，倒是后面评论的Royal和周星星二人的观点颇有点意思–虽然那位周星星兄的言论有点搞笑。

Royal的观点比较接近曾经流行的“软件蓝领”的看法，认为“上面”（即管理层）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即开发人员）不是问题。这种看法我是严重不同意的。软件开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方面与建筑的建设并不能完全等同（一般认为更接近建筑的设计过程）。在这一点上周星星的观点不无道理，即：印度的底层开发人员普遍水平较低，所以他们更适合于这种开发模式。

不过Royal认为的“当我们埋怨看不见伟大的建筑的时候，请不要把责任都推卸到“农民工”身上。”倒是与我在《人件管理与中国古代史：程序员豫让》一文中的观点相近。

周星星说的那个蚁群系统，的确比较接近感觉中印度的情况，也很有一点意思。不过周星星认为印度开发人员水平差，但我认为国内的开发人员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或者说“教育产品质量离散性大”，从某种角度上说还不如印度“教育产品一致性好”，虽然我们的平均水平可能比他们高。在这样一个良莠不齐的人才市场中，大材小用或是小材大用在所难免，加上国内的开发人员中虽然的确有不少比印度强的，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一些实际上比较差的却自以为比较强，这些都将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

不过总的来说，两个的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Royal认为问题在“上面”，是因为我们“上面”的人不如印度人会管理；而周星星则认为问题在“下面”，是因为“下面”的人比印度人强，不能按印度的方法管理。如令狐所说：

这种东西其实有点哲学的味道。就像xx主义一样，有些人说这个好有些人说那个好，其实都可以，就看具体如何实施了。有些东西大家都在摸索，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

总之国情不同，套印度的路子是不行的。

套路子是不行的。怎么走绝对需要自己摸索。现在我们的xx主义已经在摸索中慢慢前进了，这个软件模式起步更晚一点而已。
总之是肯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
邓爷爷说的好啊，摸着石头过河嘛，错了可以改嘛，弄一些城市(企业？)试点就行了。

其实这种想法应该不少软件公司都会有，只是这很容易走出岔子来，问题就在于那些搞试点的人。每个头目上去就有自己的一套，试来试去乱的说。

呵呵，这种问题牵涉可就大了，不是软件业的问题了。
不过换头目不是重点，重点是换制度。这个涉及你说的那个人治法治的问题。如果制度是某人指定而不是公司全体认知的，总归是有问题的。

法治才是王道。8过在中国的环境下，法治有法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连人治都搞不好。所以我写了《软件与中国古代史：大历史观》，就是想讨论一下在现在环境下如何走好人治的道路。个人认为我们既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人治文化的环境，那就只有屈从了。这可能是一条更适合我们的自己的软件发展之路。

用一句MOP上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来作个结尾：生活就像强奸，如果无力反抗，就闭上眼睛享受吧。

昨天的话题后来扯得有点远了。本来只是想把那天和令狐讨论的结果，即–盗版造成了一些非物质损失–拿来说一说。结果扯到FQ上了，如令狐所说，陷入一种“诡辩”的圈套。

所以今天跳出来，单独就FQ问题扯一扯。

之前看过一种说法是，把FQ分成“左F”和“右F”。左F便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的FQ，右F则通常被称为汉奸（虽然他们自诩为精英）。

只要对通常的FQ争论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通常左F更容易陷于诡辩，甚至口不择言，以致于名声日渐变坏。

不久前在新华网看到《向愤青致敬》一文，不可否认大部分的FQ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不能改变他们的做法错误。

曾经在水园跟一些所谓“精英人士”作过一些无谓的争论。虽然跟他们意见相左，但是他们在言辞上还是很注意的，较少看到污言秽语，并且善于摆“事实”，讲“理论”。不过既然是在水园，自然少不了成群的左F，将市井骂言发挥到极致。相形之下，呈鲜明对比。

前不久把哈耶克的代表作看完了。感觉有点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不论左F右F，基本上都是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但是问题在于：右F在此之后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左F只知道“左”的理论，而右F通常“左”“右”的理论都知道。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左F总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于是只能靠人数优势和骂街这两招了。

其实这还不算最坏。更糟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左F甚至连“左”的理论也搞不清楚。唯有动用文革高招：就是好啊就是好。-_-|||

BTW：写完以后发现，偶有一点右倾了。

BTW2：补充一下，偶的意思不是说FQ不对，而是应该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包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对方的一些理论，知已知彼、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方，而不只是一味地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