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八卦孔夫子时我说了下学好古文是很重要的。鉴于老方曾经说过古文可以休矣,所以特地声明一下,偶可8是趁他暂时消失期间故意跟他唱对台戏,何况他前几天还冒了个泡,说是六月份就会回来的。
老方说得没错,在现代这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把会写古文拿来当作成就加以标榜。现在要做的事应该是加强沟通,而不是设置沟通障碍,否则就是历史的倒退。上个世纪的白话文运动期间的1927年1月26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一个题为《无声的中国》(《三闲集》)的讲演。主题就是要大声地讲话,讲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白话文),因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在设置沟通障碍的更主要的已经不是古文,而是外文。比如CET现在规定只有在校学生可以报考,本质上就是鼓励学校将它与学位挂钩之类的做法。还有昨天的新闻说到的上海“博思”英文考试(注意最后一段),有人又有了新的生财之道了。
当然沟通障碍有时又是必须的,比如我在《头头们的良苦用心》中的玩笑说法。不过还真看到这样“在国外用外文说中国的事”的BLOG(注意:其中的说法未经证实,仅供参考,8过如果哪天偶因为不安全的话题而消失的话,那就可以证实乐)。
回到古文的话题上来。
我同意老方所说的,现在的中国人不需要去学习如何写四六骈文,骈文的确存在着过于重视技巧而影响到内涵的毛病,但毕竟这是一种优美的文体,看看还是不错的。比如王勃那篇著名的《藤王阁序》优美但没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篇拍马之作,不能要求太高。何况还有像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不但是文字优美,而且其间对武则天的讨伐之意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要求会写古文是对,但要会看古文就必须的。就像不会说英文是次要的,但是能看懂英文的内容是必要的一样。所以我偏不要白话版的《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人,看懂文言文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载体,在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所有的中国历史都是用这种文言文记录的。
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应的白话文翻译版,但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所说: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
不止哲学,所有的古文都是这样的富于暗示,译文将损失原意那是一定的。所以才会有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因为写《软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缘故,我在研究儒家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不可能把两千年来所有的儒家经典都研究一遍,只能是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看来,正如冯友兰前面所说: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所以我现在看到了柏杨和冯友兰对同一问题(宋代理学)的看法完全相反。
所以我一向很反对现在的国内对古文的教育采用的“翻译”方式,更可恨的是,还居然规定这种翻译必须有标准答案。当然稻草心所说的:
别人说一句话,有些语文老师就要分析出无数个解释来,好像非此不能证明他读的懂汉字,这样的老师都是GP.
这种情况也是很可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