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文

昨天八卦孔夫子时我说了下学好古文是很重要的。鉴于老方曾经说过古文可以休矣，所以特地声明一下，偶可8是趁他暂时消失期间故意跟他唱对台戏，何况他前几天还冒了个泡，说是六月份就会回来的。

老方说得没错，在现代这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把会写古文拿来当作成就加以标榜。现在要做的事应该是加强沟通，而不是设置沟通障碍，否则就是历史的倒退。上个世纪的白话文运动期间的1927年1月26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一个题为《无声的中国》（《三闲集》）的讲演。主题就是要大声地讲话，讲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白话文），因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在设置沟通障碍的更主要的已经不是古文，而是外文。比如CET现在规定只有在校学生可以报考，本质上就是鼓励学校将它与学位挂钩之类的做法。还有昨天的新闻说到的上海“博思”英文考试（注意最后一段），有人又有了新的生财之道了。

当然沟通障碍有时又是必须的，比如我在《头头们的良苦用心》中的玩笑说法。不过还真看到这样“在国外用外文说中国的事”的BLOG（注意：其中的说法未经证实，仅供参考，8过如果哪天偶因为不安全的话题而消失的话，那就可以证实乐）。

回到古文的话题上来。

我同意老方所说的，现在的中国人不需要去学习如何写四六骈文，骈文的确存在着过于重视技巧而影响到内涵的毛病，但毕竟这是一种优美的文体，看看还是不错的。比如王勃那篇著名的《藤王阁序》优美但没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篇拍马之作，不能要求太高。何况还有像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不但是文字优美，而且其间对武则天的讨伐之意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要求会写古文是对，但要会看古文就必须的。就像不会说英文是次要的，但是能看懂英文的内容是必要的一样。所以我偏不要白话版的《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人，看懂文言文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载体，在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所有的中国历史都是用这种文言文记录的。

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应的白话文翻译版，但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所说：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

不止哲学，所有的古文都是这样的富于暗示，译文将损失原意那是一定的。所以才会有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因为写《软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缘故，我在研究儒家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不可能把两千年来所有的儒家经典都研究一遍，只能是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看来，正如冯友兰前面所说：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所以我现在看到了柏杨和冯友兰对同一问题（宋代理学）的看法完全相反。

所以我一向很反对现在的国内对古文的教育采用的“翻译”方式，更可恨的是，还居然规定这种翻译必须有标准答案。当然稻草心所说的：

别人说一句话，有些语文老师就要分析出无数个解释来，好像非此不能证明他读的懂汉字，这样的老师都是GP.

这种情况也是很可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