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还是严酷

昨天我提到了关于“这么一个对be evil如此‘宽容’”的环境”，今天就把我早就想谈的一个话题拿来说说吧。

前不久，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终于倒下了。这一尴尬的事实让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地自容。我收集了一些这两个月来关于此事的讨论。

“你不是骗子，那谁是骗子？”股民致顾雏军的一封信
挺顾经济学家今安在
所谓经济学家
顾雏军的“落马”与经济学家的“忽悠”
主流经济学家：傲慢的“效率主义”者

很有意思的是，去年郎顾之争以后，主流经济学家占了上风，顾雏军貌似逃过一劫，没想到一年之后还是落马。感觉与当年的刘涌颇有几分相似，只是法学专家换成了经济学家。不过郎咸平也没吃亏，知名度大幅上升的说。

现在顾雏军竟然落马了，“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一下变得低调起来，另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却忽然变得活跃了。不过还是有人为“主流经济学家”说话的，比如这篇《顾雏军倒下之后 反思经济学家的人品》。不可否认，给一部分人扣上“主流经济学家”的帽子，的确有“人身攻击”嫌疑。^O^

对于他所引用的钟朋荣的话《顾雏军:树大必须根深》我也是不敢苟同的，他不是照样给别人扣上“仇富”的帽子嘛。正如乔新生所指出的：《价格共谋也是违法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对顾这样的所谓企业家“宽容”。这些人从来不想着怎么把企业做好，光只会搞所谓的资本运作，让我们想要像韩国人那样支持国货都无从支持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日本鬼子更可恨——有点愤青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这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在不断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并非只有劳动能够创造出价值。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合理地运用资本也是可以创造出价值的”。只是在对此的解释上还存在一些分歧而已。比如大约一百年前的熊彼德是用所谓的“创新理论”来解释，而黄佶的《资本异论》则干脆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证明了这一点。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对顾这样的“企业家”太过于“严酷”了？是不是应该如钟朋荣那样对他们表示“宽容”呢？

“像顾这样的人,办一个企业不够,还要办几十个企业,到处去收购,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这是一些最想不开的人。据顾讲,他在回国前已经有上亿的资产,如果为了钱,他没有必要这么辛苦。”

当我看到钟朋荣的这段话，眼前立即浮现出这么一段：一个资本家，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企业的资本运作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钱太多想不开的精神……

我想这里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首先，创造价值和创造利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真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来的，把旗下的科龙等公司真正地搞好，为股民们创造出良好的回报，那么现在我肯定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的一边。但现在的事实是：他为自己创造了3个亿的“利润”。

其次还是所谓产权改革的问题。现在这些“企业家”们总是嚷嚷着只有产权私有化了企业才能搞好，貌似很有道理，只有自己的公司才会认真去搞。但事实上如何？私有化是目的，搞好企业只是幌子，想方设法地MBO了，国家和人民的资产就变成他们私人的了，就算是私有化以后企业能搞好了，收益也是他们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国外很多大众控股的大企业不是照样搞得很好吗？那些企业也不是CEO的，而是全体中小股民的。至于所谓的“冰棍理论”——即国企不进行私有化，资产就会像冰棍一样化掉，还不如在化掉之前私有化——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对像顾这样的“企业家”要“宽容”，而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对他们还是太“宽容”了，需要一个对他们更加严酷的环境。

不要担心对“作恶”的“严酷”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这反而会使经济向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Google是最好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