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昨天为止，每日一博已经坚持了整整一周年乐。
纪念一下。
每天一日–“四五”二十九周年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也是清明节。首都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支持邓小平同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但是“四人帮”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四月七日，“四五运动”被镇压。
四月八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
直到两年半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四五运动”才得到平反。
BTW：GOOGLE一下，只找到这两篇：《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和《1976年四五事件若干情况》，其它的链接打不开。
计划撞车之郁闷
为什么只有一个五一长假。
令狐五一结婚要请偶当伴郎，可是偶却要回老家办事。
本想回家时顺路去会C彩旗，可是C彩旗到时却要去会高丽帅哥。
利益共同体
本文有违“政治正确”，并且也属于高来高去的扯淡之一种，但是因为我在《为什么会有“最坏的恶意”》中已经作了预告，所以还是把本文发在这里（原文发在yahoo 360，当然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幸好donews还在，不然就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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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篇对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访谈《中国人疯了 还有理性吗？》。其中说到：
中国确实存在主流舆论，是官商勾结的，拉经济学家一小撮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控制收买主流媒体，成为主流声音。
既然有非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有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些人是非主流，而另一些人是主流呢？因为主流就代表着既得利益阶层。
既得利益阶层很容易定义，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机器中的军队、法庭、监狱等组成部分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
么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了，而所谓的统治就是对他们的既得利益进行保护和扩大的手段。他们的人数占人口的极小部分，但却占有社会财
富的绝大部分。
作为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并扩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代表了大官僚的利益、代表了大资本家的利益以及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他们与他们所处的既得利益阶层通过各自的利益关系，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从前我们喜欢说：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关系是最不稳定的，只要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存在了，这种关系就结束了。
但是现在我要说：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关系才是最稳定的，只要相互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这种关系就很难被破坏。
既得利益阶层中的各个组成部份之间，以及他们与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御用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牢固的利益关系。
当有网友对毕玉玺受贿上千万却可以免于一死的问题评论说到一个细节：毕玉玺在法庭上的神情非常的放松，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我立即就想到刘涌，那时他也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可以如此放松，因为他们知道，作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还有很多人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那些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考虑，不会让他们死的。
刘涌案时，那么多法学专家站出来为他辩护，说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用这样的证据判他死刑是违背法律的精神的。那么我们倒要请问一下这些专家了，聂树斌被屈打成招判死刑时他们在干什么？幸好佘祥林还活着，但是现在怎么不见这些专家出来捍卫法律的尊严？无非是因为聂树斌和佘祥林都是穷光蛋，跟专家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罢了。
幸好刘涌最后还是被处死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够，或是因为后来闹得他要是不死，就会对利益共同体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于是成了一个牺牲品。
除了这种长期的利益共同体以外，还会有一些临时的利益共同体。
比如上个月央行宣布再次升息，这立即引起了所有已贷款购房者和计划贷款购房者的激烈反应。这些需要贷款购房者自然不能算是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也不算 未得利益阶层，而是算一个中间阶层），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长期的利益关系。但是升息是一次影响面广泛的经济动作，这对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影响，于是他们就自发 地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利益共同体，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而不是也不需要如易宪容所说的：受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唆使。
关于老郑的一些回忆
这几天到处都在庆祝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事。说到童话，国外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是经典，不过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国内的优秀童话作品，比如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游记》和孙幼军的《没有风的扇子》等。当然看得最多的还是老郑。
我在BLOG里曾经两次引用了一个关于比基尼泳装的比喻。原来我一直以为这是老郑说的，结果周六下午整理杂物时发现了一张1996年4月16日作的读书笔记。其中清楚地记载了那句话是钟道新说的，出自他发表于《啄木鸟》那年第一期上的一个中篇小说《都市视窗95》。
这才想起来老郑也有过一个关于比基尼泳装的说法，大概是出自《舒克贝塔历险记》中大约两三百集的地方，不过是另一回事。看来还是我记错了。
我曾经非常喜欢看老郑写的童话，但在十年前，我开始不看老郑的《童话大王》了。
因为1994年初的时候，老郑说要“见好就收”，要封笔收山，95年不再写童话的。所以我收藏了94年全年的《童话大王》，没想到刚过半年，老郑又改变主意，不封笔了。为了表示我对这种自食其言（或如比目所说：食言会胖的:D）行为的不满，从95年开始，我没再看老郑的童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一年我有了电脑。
六七年后，在厦港新村后面的不见天路十五号，在那个与一只老鼠奋战的晚上，我看完了小崔的《不过如此》后，我知道了老郑的苦恼，他是无法实践他的诺言的。因为他说：
除了写童话，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说，当《绝世好BRA》里，那位男用内裤设计师刘青云拿出一堆的证书，古天乐大惊小怪时，刘青云说：
现在经济不景气，多学点没坏处。
医者8仁
大约是昨天的《生活》节目，报道了这么一件事：一个行为很检点的男人被查出患有性病，几乎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原来是《医院看病不求准确求速度》。
原来如此。其实如上面那种说法，已经是很厚道的了，说得不厚道一点，那些医生是8不得检查的结果不准确，越不准确他们越有钱赚。
其实在现在这个医疗产业化的背景之下，医药收入已经是非常暴利了，南京医师曝光医院承包黑幕，称常规药暴利超500%。但是他们居然还有这样更为过份的做法。把健康人给治出病来，蔡桓公闹的“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的笑话居然成了事实。这真是一个可笑的时代。
胡卫民在接收记者采访时就曾经说过：市场化是一件好事，但过度的市场化将导致道德的底线被突破。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说：做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有了一颗仁爱之心，就不是妖，而是人妖……
然而在实际的利益面前，这种道德约束脆弱得如同一张纸。
每天一日–据说是安徒生200周年诞辰
为什么会有“最坏的恶意”
刚看了rcaicc的一篇《日货的诱惑》，其中引用了RLK去年的一篇POST–不过他转发到CSDN上了，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那些回复–除了那些只会用污言秽语谩骂的–我大致看了一下，觉得很悲哀。我的观点在《今天你签了吗？》等POST里已经反复说过，要让日本鬼子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自己比它更强大！
遗憾的是，总有些人以为抵制了日货就可以让日本弱小下去，我们就可以比它强大了。多么可笑的想法啊。
日货当然要抵制，比如最近抵制朝日啤酒的行动就很好，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抵制日货的行为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向日本作出的一种反对态度，而不能指望它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唯有自我的发展才是王道。
同样以啤酒为例，朝日作为世界第四大啤酒商，不是光抵制朝日一个品牌就够了。我们的青岛啤酒、北京啤酒都有朝日的大股份，上海的三得利也有日资背景。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昨天因为要写《软件与中国古代史》系列的新文章，参考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真是越看越愤怒。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被外来的力量所打败，而都是毁在自己手里的！
爱国前提是要了解祖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和人民。只有在对祖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谈爱国才有意义，否则很可能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对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为什么鲁迅要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来，某些中国人一直是这么干的！对内斗争手段丰富而残酷，对外则软弱而屈从。就以我昨天看的那段一千年前的历史为例：
“濮议”（指宋朝第四任皇帝赵宗实该如何称呼他父亲的问题，因为他是前任皇帝赵受益的侄子，不是儿子）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现在情况不过是几千年传统的延续，比如圆明园问题这样的“小”事，以及软弱外交这样的大事，无不如此。
ari和monami一致认为，只要看清了日本人是敌人，就一心对付它们就行了：
不法商人不会来抢我们的领土，不回来挑唆台湾独立，不会侵占钓鱼岛，不会号称自己拯救了亚洲，不会说杀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八年侵华战争都是中国人的错。
就凭这些，日本就是我们的敌人。
但政治斗争从来都是错综复杂的。如我在回复中所说：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那种看得见的敌人，而是那种就在你身边却还把它当作是自己人的敌人。就像是《1984》里的奥勃良……
日本人之所以敢来“抢我们的领土，挑唆台湾独立，侵占钓鱼岛，号称自己拯救了亚洲，杀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八年侵华战争都是中国人的错”，就是因为它们知道中国软弱无能，不敢把它怎么样，而不法商人正是这个软弱无能的社会的主导力量。这里存在着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将另外撰文说明）的问题。
节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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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帖]高来高去的扯淡
刚看了一篇疆的《软件工程师与程序员的差别》，明显是中了某些所谓“大师”的毒太深的。
从前我们搞语言祟拜，后来又有了模式祟拜和软件工程祟拜，现在则流行UML祟拜和架构祟拜。《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F.Brooks在二十多年前说过：没有银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Brooks的论断是正确的。
第一，在编码之前，不能有效地理解软件的设计思路与内容，具体表现为不能充分理解规范的UML模型；
如果Coder不能有效理解，仅仅是Coder的问题吗？Architect有没有把他的设计思路说明清楚？而且UML也不是设计的唯一表达手段，还有就是Architect自己是否对需求作了正确的理解，也许他的设计本来就是错的。再说了，如果Coder的水平高到可以很容易地看明白设计思路，甚至纠正其中的错误，那还要Architect干什么？
第二，在编码之后，不能向集成测试或系统测试人员提供高质量的代码，具体表现为不能自觉地进行单元测试；
不能自觉地进行单元测试固然主要是Coder的责任，但是按TDD的精神来说，测试（名词）是需求的表现，它应该是“先行”，而不是在编码完成后。这里同样存在一个问题：Architect在编码开始之前能否做到将需求细化到可以测试的程度？
第三，在编码过程中，不能有效地与其他开发人员进行协作，具体表现为缺乏基本的软件配置和变更管理概念与实践基础。
协作不良的问题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公司自身的团队建设工作做不到位，也就是说那些Manager们有很重要的责任。至于软件配置和变更管理的使用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只要作一个简短的培训就行了，关键在于长效管理机制，比如制度化的Daily Building等。这些跟Coder也没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名Coder，最重要的是把Coding工作做好。
地球人都知道，一个软件的成功或失败，并不完全是Code的原因。如549在ari的《漸近, 悟道!》的回复中所说：事实上,现在大部分人连做coder都不合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鼓吹Coder需要具备那些本该是Architect和Manager的素质是一种很阴险的论调。如果Coder们都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还要你们这些Architect和Manager干什么？
同样是在ari的《漸近, 悟道!》中，小错回复说：
不同层次的人对自己职业人生的规划和认识都不一样，就像你几年前醉心于技术细节研究，感觉做一个coder很爽，过两年coder不能带给你快感，你渐渐从喜欢研究架构，团队….于是你觉得PM才是你的追求，再过两年，你觉得PM的成功还不够，于是你就开始搞些资本运作，大谈管理理念。再过两年你已经是个国际人士了，开始和陈天桥平起平坐啦，有过两年你开始热心于写写自传，到企业传道授业其实关键是不要停止思考不要满足现状就行，至于此刻悟道的，过两年回头看看觉得很可笑，因为你又在另一个层次了。
这揭示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做Coder没有提升的通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与适应的范围，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于做Architect或Manager，更不用说什么资本运作之类的。按《彼德原理》的说法，当一个人被升到一个不能胜任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这样的表现：故意表现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或者如本文的题目所说：高来高去的扯淡。
我不敢说国内所有的Architect或(Project) Manager都是如此，但至少是大部分。最简单的判断这种人的方法就是：他们是不是在项目进展出现问题时，把责任一味地推给Coder。
其实本文的题目源于前几天与令狐在MSN上的闲聊。令狐说：
其实现在感觉那些关于Architect的所谓技术都是扯淡，这种高来高去的东东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国内谈这些东西的目的很简单，就像我在群里说的“资本运作”一样，弄点新概念出来吹吹，一是可以显示自己“了不起，这么新的东东我都理解了”；二是吹这个没风险，又不需要实际系统也不需要具体案例。
我补充道：还可以骗钱。中国的软件业没希望了，没人想踏踏实实地做事。
令狐：现在整个环境就是如此，大家都很浮躁，公司首先浮躁，客户也浮躁。因为现在很多项目是官方的，他们不怕花钱，所以工程商也无所谓，我只要我想要的效果，钱无所谓。就是这样。如果真的要花自己的钱，恐怕很多人就会认真的想想这个功能是不是自己真的需要的了。
其实ari在《漸近, 悟道!》中说出了软件的本质：真正的用戶(或者說成熟的用戶),永遠不會在乎你技術細節的選擇他只關心他的需求得不得到滿足!
我在《效颦篇：编程本质论》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软件开发就两个重点，一个是需求，一个是对需求的实现。其它的手段都是为这两个重点服务，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那些高来高去扯淡还是少一点，多干点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