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个题为《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走向一个反面:谁抛弃了中国》的帖子很走红，已经有几个人向我推荐了。可见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国家大事的。
昨天看了《康熙来了》的李敖那两集。李敖讲了一个故事：宋朝的邵尧夫到京城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算命，问个人的祸福，但是有一个人却问他国家的祸福。他觉得这个人不一般，让那个人明天单独来找他。第二天，那个人来了，他就给了那个人一本书，让他回去看就知道了。那个人回家后打开一看，是《五代史·晋书》中的最后一段，就是亡国了。所以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喜欢拿理论来唬人（貌似偶在前不久说博弈时也这么干过-_-|||）。而这些御用知识分子最拿手的就是专挑对自己有利的理论或理论解释。连个比例计算都能搞出这样的花招来。
所谓的“拉美陷阱”便是这么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说的理论。参考这篇《坚持8亿条裤子＝拉美化道路》的说法，大致指的是在二十多年前，拉美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的国内市场，大规模引进外资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后来却演变成：发展却不富裕，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等后果。
但事实如何呢？正如这篇《我们没有资格轻视拉美》所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如拉美国家。不可否认，拉美国家在前些年的确是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政局动荡等事件，但像贫富分化这样的问题却很可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存在于拉美国家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万恶的户口制度。有专家说：
我们讲所谓的拉美陷阱就是这个问题，人均收入刚刚超过1000美元，人民就喊差距过大，迫使政府搞高福利，政府没有钱，只好借外债，最后外债太多了，拉美拉入了这个陷阱里面。
专家说得明白，才1000美元就谈什么贫富分化。然后紧接着一顶“仇富”的大帽子劈头就盖过来。咱们小老百姓没有那么强健的大脑袋和粗脖子，哪里禁得起这样的盖帽。
其实我想说的是，拉美——是一个经验。除了经济经验，还有其它的经验。比如费曼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谈到了他在巴西教物理的一段时光，其间所描述的巴西教育体制和我们现在何其相似。作为经验，我们应该是吸取教训，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要怎么办。
好了，我也来说说理论吧。先说一个概念：“帕累托效率”或叫“帕累托最优”，是指发展已经进行到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部分的改善都必然损害到另一部分的利益。而在到达这种情况之前，如果有一种改进可以使某部分的发展得到改善，但又不使任何其它部分受到损害，就叫做“帕累托改进”。
中国的改革发展就已经进行到接近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了。所以吴敬琏在2000年底就说过了“改革：中国正在过大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抢先掌握控制权的既得利益者怎么办？他们难道会放弃自己的发展优势吗？不可能。所以他们要发展，那么就必然有人要受到损害。掠夺经济于是产生。那么被掠夺者对贫富分化的问题表示意见也就很正常了，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居然有人说这些被掠夺者是既得利益者。简直无语了，难道要他们把仅有的一点利益也贡献出来，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那些御用知识分子才甘心？
还居然嚷嚷着说人民要把政府拉入陷阱。前几天谈消费税的问题时我就说了税款的流向问题，政府为什么要借债？人民的钱哪里去了？“转移支付”呢？都支付到既得利益者的二奶那里去了么？
引李昌平对“转移支付”的解释：
什么叫转移支付呢？比如说我是贵州的农民，培养自己的孩子读完了高中，然后孩子去广州打工。读一个高中需要很多的钱，但去外面打工，一个月300块钱，可能还不清教育贷款，而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城里不要你了，你又回到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时推回来了。这样一看，我们贵州培养的高中生，谁享受了？东部，城市，我的剩余价值留给了东部和城市，既然谁收益谁承担，那么这个教育成本就应该由城里，或者东部的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补偿贵州的农村教育。
那么像北京深圳多次企图要搞的禁入令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了吗？对转移支付的侵占就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剥削。禁入不过是一种掠夺手段罢了。
残酷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的代言人。在他们看来：对利益共同体有利的理论要鼓吹，不利的理论要解释成有利。所以中国才会有这样《9个害人的经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