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宽容（外一篇《革命还是造反》）

前一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结果引起激烈的反响。我不禁也要像老罗一样得意洋洋一番，因为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在《独立精神的基础》一文中指出国内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缺乏独立精神的问题。
与顾雏军事件一样，立即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学家也是正常理性的经济人，对他们的逐利行为要宽容。但在我看来，与顾雏军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些经济学家正是过于宽容了。
不可否认，经济学家也是普通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是正常的，当他们为公司或其它利益团体服务时，追求公司或利益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也是正常的。但同时经济学家又不是普通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民众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行为不但影响到自身所处的利益团体，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具有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行为影响到公众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不宽容。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然而宽容从来都不是无限的。附一则关于忍无可忍的报道（未见官方报道证实）。

革命还是造反

我昨天在《就是不宽容》一文中引了令狐转发的一篇《九江学院暴动》的报道。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支持这做法，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下：从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至今，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是生生不息的。经济学家是人，民众也是人，当然某些个人或利益团体的逐利行为侵害到公众利益时，没有理由还要要求民众对此保持宽容。出离愤怒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令狐后来为此写了一篇《革命不是恐怖行动》（如无法访问，请穿墙）。我很同意这一观点。
在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乘机哄抢超市，高喊“我们是革命者”。这完全是在糟蹋“革命”这个词，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用法，那么恐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一词与这里的意义是相当的。更确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造反。就如文革中的一句著名口号：造反有理。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那个可怜的超市，让我想起阿诺主演的《Collateral Damage》。片中阿诺的妻子在恐怖事件中遇害，那一位号称革命者的恐怖分子对此的反应是：他们是在革命，革命就难免会有一些间接伤害。看来这个超市就是这帮革命者间接伤害的受害者了。
其实暴力手段并不是革命的唯一手段，比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也是一种革命。只是几千年不断地揭竿而起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发泄不满的唯一途径。令狐提到的张献忠正是这种揭竿而起的一个典型。
老罗说中国的教育给学生灌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大FEN，这其中对所谓农民起义的过高宣传大概便是其一。而这些造反以及其它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赞扬农民运动的教育不无关系。其实仔细研究历史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最后并未修成正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改朝换代，换一个皇帝罢了。用唯物史观来看，就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还不足以改变社会的本质。
张献忠就是这样。参考《张献忠,黄巢这些杀人如麻的恶徒为何被粉饰成英雄》和《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张献忠入川后，为什么这样大肆疯狂杀人？鲁迅在《晨凉漫笔》中说得很清楚：”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种绝望呢？
造反与革命的区别，大概就在于：前者是只知道现状是不好的，但是却没有方向，只知道破坏；而后者却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未来才是好的，并且是致力于建设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