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柱子

大约在2352年前，卫国的没落贵族之后公孙鞅来到了秦国，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在变法之前，商鞅做了一件事，按《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如下：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个著名的故事大概略有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的。我就从这里开始扯起吧。

为什么商鞅在“令既具”之后，“布”之前会“恐民之不信”呢？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当时以秦孝公为核心的秦国中央政府得不到民众信任，或者说“没有公信力”。所以他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来“以明不欺”，之后才“下令”。否则变法很可能成为空谈。

最近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存款余额仍然在大幅上升，通货紧缩的威胁不断加大，而所谓的内需却总也刺激不起来。为什么民众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不但利息少得可怜（考虑通胀因素后可能为负值），还要被征收利息税，也不愿拿出来消费或投资呢？

无非是因为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反映到现在来看，就是对政府没有足够的信任。

最近几个月，股权分置改革的话题很热门，郎咸平也出来谈了几次。为什么每次谈到国有股减持或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事，股市就会有激烈的下跌反应呢？郎教授指出：

问题的关键就是股民对下至上市公司，上至政府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因为它们都不能保障中小股民的利益。上市公司没有信托责任，政府不能提供一个机制来保障信托责任。

我们曾经是有过对政府无比信任的时代，那时的人民无比渴望“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但是现在还有多少看《新闻联播》并且相信它的？这种公信力是逐步丧失的，但也是迅速的。过去的事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就不说了。拿点最近的与经济相关的事来说一说吧。

前两天看到十年砍柴的一篇文章《政府过分依赖强制力必然导致信用破产》。在当地官员们看来，政府的公信力成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干，原因有两个：

一是为这种透支付出代价的是整个国家政府的信用。因为民众面对着的终归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出于地区、小团体——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地方利益共同体——的考虑，不惜以牺牲公信力的方法来换取眼前的利益，最终损害的就是整个政府的形象。

二是他们只追求自己任期内的政绩，至于透支信用的未来本利偿付问题已经是他们后任的事了，那时他们已经可以凭现在的政绩升迁了。

十年砍柴指出：政府公信力对部分地方官员来说，是个公共牧场，他们只考虑自家的羊早养肥，而不会考虑牧场日后的沙化。关于这个“公共牧场”的问题，刚好我前几天看的《博弈游戏》里也提到。这是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一个理论：在一个由多方共同拥有的有限资源中，如果每一方都不加限制地增加对资源的使用，最终将导致全体的毁灭——比如在公共牧场中放牧的每一个牧民都倾向于多养牲畜，最终必然导致过度放牧而全部饿死。但是这种效应是远期，并不会立即显现。

就目前而言，这种“哈丁公用地悲剧”没有技术解决方案。而非技术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制度上的（比如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或是进行私有化产权改革），二是道德上的。

但是对于政府公信力这一具体情况来说，道德在利益问题面前脆弱得如同鸡蛋碰石头。而制度上来说，这也不可能通过私有化产权改革来解决。唯一的途径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这也是十年砍柴所说的“无奈”，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选择”权，所以就只剩下无奈的“希望”了。

2352年前，商鞅只用了一根柱子和五十金，就买回了秦国政府的公信力。当然也在于他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都像鸟儿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护这争取来的公信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高度发达导致了公信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易失去，而要重新获得这种公信力，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困难，付出的代价也更为高昂。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保路运动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