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提到了关于“这么一个对be evil如此‘宽容’”的环境”,今天就把我早就想谈的一个话题拿来说说吧。
前不久,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终于倒下了。这一尴尬的事实让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地自容。我收集了一些这两个月来关于此事的讨论。
“你不是骗子,那谁是骗子?”股民致顾雏军的一封信
挺顾经济学家今安在
所谓经济学家
顾雏军的“落马”与经济学家的“忽悠”
主流经济学家:傲慢的“效率主义”者
很有意思的是,去年郎顾之争以后,主流经济学家占了上风,顾雏军貌似逃过一劫,没想到一年之后还是落马。感觉与当年的刘涌颇有几分相似,只是法学专家换成了经济学家。不过郎咸平也没吃亏,知名度大幅上升的说。
现在顾雏军竟然落马了,“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一下变得低调起来,另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却忽然变得活跃了。不过还是有人为“主流经济学家”说话的,比如这篇《顾雏军倒下之后 反思经济学家的人品》。不可否认,给一部分人扣上“主流经济学家”的帽子,的确有“人身攻击”嫌疑。^O^
对于他所引用的钟朋荣的话《顾雏军:树大必须根深》我也是不敢苟同的,他不是照样给别人扣上“仇富”的帽子嘛。正如乔新生所指出的:《价格共谋也是违法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对顾这样的所谓企业家“宽容”。这些人从来不想着怎么把企业做好,光只会搞所谓的资本运作,让我们想要像韩国人那样支持国货都无从支持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日本鬼子更可恨——有点愤青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这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在不断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并非只有劳动能够创造出价值。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合理地运用资本也是可以创造出价值的”。只是在对此的解释上还存在一些分歧而已。比如大约一百年前的熊彼德是用所谓的“创新理论”来解释,而黄佶的《资本异论》则干脆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证明了这一点。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对顾这样的“企业家”太过于“严酷”了?是不是应该如钟朋荣那样对他们表示“宽容”呢?
“像顾这样的人,办一个企业不够,还要办几十个企业,到处去收购,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这是一些最想不开的人。据顾讲,他在回国前已经有上亿的资产,如果为了钱,他没有必要这么辛苦。”
当我看到钟朋荣的这段话,眼前立即浮现出这么一段:一个资本家,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企业的资本运作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钱太多想不开的精神……
我想这里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首先,创造价值和创造利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真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来的,把旗下的科龙等公司真正地搞好,为股民们创造出良好的回报,那么现在我肯定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的一边。但现在的事实是:他为自己创造了3个亿的“利润”。
其次还是所谓产权改革的问题。现在这些“企业家”们总是嚷嚷着只有产权私有化了企业才能搞好,貌似很有道理,只有自己的公司才会认真去搞。但事实上如何?私有化是目的,搞好企业只是幌子,想方设法地MBO了,国家和人民的资产就变成他们私人的了,就算是私有化以后企业能搞好了,收益也是他们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国外很多大众控股的大企业不是照样搞得很好吗?那些企业也不是CEO的,而是全体中小股民的。至于所谓的“冰棍理论”——即国企不进行私有化,资产就会像冰棍一样化掉,还不如在化掉之前私有化——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对像顾这样的“企业家”要“宽容”,而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对他们还是太“宽容”了,需要一个对他们更加严酷的环境。
不要担心对“作恶”的“严酷”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这反而会使经济向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Google是最好的一个例子。